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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实验室研发创新技术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变迁。可再生能源已经从补充能源成长为替代能源，未来还将成为主流能源。技术发展到今天，要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使其与化石能源相比具有成本优势，关键是通过扩大应用规模，依靠所谓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来突破可再生能源高成本、小规模的瓶颈，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发展。
实现这一跨越，金融的支撑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投融资规模在急速扩大。2013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融资额达到2630 亿元，同比增长113%，远高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次年，投资额则实现了翻番，高达5370亿元，占到全球的近三成。
“十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金需求只会进一步加大。按照规划，到2020 年，我国风电的装机目标是2.5 亿千瓦。截止到今年年底，累计装机1.2 亿千瓦。未来每年新增装机平均在2600 万千瓦以上，需要年新增投资近1900 亿元人民币。光伏2020 年的规划目标是1.5 亿千瓦。今年累计装机4000 多万千瓦，今后每年新增装机平均在2000 万千瓦左右，需要年新增投资1800 多亿元。仅风电、光伏未来每年投资就近4000 亿元，“十三五”期间，总投资近2 万亿元。
这还只是算了短期的账，如果要兑现中国政府此前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据测算，2015 年至2030 年，提高能源效率、发展非化石能源以及碳捕获、利用和封存等产业所需的投资总额将高达40 万亿元。
由此可见，可再生能源的资金需求非常大。但可再生能源项目成本高，市场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收益和风险认识不足，双方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成本高，对一般投资者缺乏吸引力。突破可再生能源的融资瓶颈，一是要靠政府引导和激励，二是靠市场化的金融创新。
政府的引导和激励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具体手段和措施包括：激励政策，如固定电价、全额保障性收购等；财政资金直接支持，如科研、示范项目的资金支持；财税政策，如减免各种税收等；还有政府或国际组织设立各种基金，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如建立丝路基金、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等；开发性金融和区域性金融创新，如扩大亚开行、亚投行等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此外，还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能源开发建设等多种方式。可喜的是，目前国家也在积极推进上述工作。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其中强调，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有了这样的总体指导思想，相信未来相关部门会出台更多细则来完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保障。
市场化金融创新是支撑可再生能源长远发展的内生力量。此类工具更加丰富多元，可塑性和市场适应性强。具体形式包括绿色债券、收益性公司（Yieldco）、互联网金融、众筹保险资金、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产业投资基金、碳融资、BOT 以及PPP 等。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例如，通过资产证券化手段，可以使可再生能源融资成本下降80%。一些商业组织也在不断探索开展相关的服务，比如兴业银行等就开发出了碳金融、绿色信贷等业务。
最后，要消除金融界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界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构建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系统，关键的措施是建立统一的项目评价标准，使项目的风险和收益透明化、公开化。在这方面，我国光伏领域已经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国家能源局倡导下，建立了光伏投融资联盟，联盟也在制定光伏电站的评估标准，期待着能早日发挥作用，为金融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二届东亚清洁能源峰会上的发言内容，经作者本人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