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诸葛亮评价中，动机与效果，人格与事功，史实与演绎，深明大义与小肚鸡肠，个人得失与情境影响，不同角度会给出不同说法，几乎处处表现出两种倾向，而不同倾向的观点，都能得到资料支持。于是，诸葛亮的整体形象越来越高大，但“翻案”式的文章也会时不时冒出一篇。读者往往各取所需，作者往往有所隐讳，而且这种选择与隐讳更多地发生在无意识层面，这是研究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必须注意的现象。一般来说，学界往往还比较重视史料的梳理和考证，而民间则更加偏向情感偏好上的可接受性。例如，永安托孤，刘备有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语，学界的传统观点是君臣相得，互信无疑。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其中不乏猜疑之心，或者干脆说成“乱命”。还有学者认为是为了平衡蜀汉两大集团（刘璋旧人和刘备新人）之间的关系，为诸葛亮制约李严留下余地。对于这些说法，民间社会通常会不自觉地拒斥，而以君臣相得之说维护刘备与诸葛亮之间鱼水之喻的美好形象。
关键在于，月照西窗，西窗的光亮同诸葛亮本人无关。但是，西窗的光亮却有可能给他人映照出解决管理问题的路径。因此，即便是夸大的诸葛亮（也包括丑化的诸葛亮在内，方向相反却逻辑一致），夸大之后又成为新的思想资源。研究管理思想，不但要注意当事人本人的思想，还要注意后人对其发挥展开而形成新思想的机制。这种新思想可能依然托名前人，也有可能改头换面。思想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揭示思想衍化变形中的逻辑和情感。而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可以给我们从事这种揭示工作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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