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相争发电小时数的辨析

　　2015年后的能源市场供需日益呈现出供应过剩的局面。需求不振使得一些固有问题得以充分的暴露，其中“风电与火电争发电小时数”在2016年更加日益显现，使得大部分地区的“弃风”情况更加严重。第一季度，几个风能丰富地区的弃风率高达50%，而火电利用小时数也在下滑，利用率不足的程度越来越大。
　　“风火争发电小时数”解读为利益之争是误导——需要全社会视角
　　如果将“弃风”的原因解释为火电与风电的利益纠缠，“统筹二者的利益”自然是其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思路转移了话题，跳过“做蛋糕”的系统最优化问题，直接解读为“分蛋糕”的分配问题(这个当然也重要，但是无疑是第二位的)，将追求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经济议题，变成了一个充满妥协意味的政治议题。这是一种比较强的误导，也很难由此得到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作为已建成的机组，风电还是火电来发，不应该是风火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应该基于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标准。风电几乎没有燃料成本，发一度电就节省一度电的煤炭。潜在地，消费者也应该会从这一替代中获得好处，比如更低的电力价格。
　　我们可以做个思维实验。比如，如果甘肃的问题发生在德国，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这起码会包括：
　　1.风电的发电比例超过40%(而不是现在的10%)，全年8760小时有10%以上的时间出现零与负电价(多用电变得有利可图)，其他时间的电价水平也大幅下跌，消费者获利颇多;
　　2.煤电亏损得一塌糊涂，启停调峰频繁，年利用不超过1500小时，关停严重，释放未来停止建设的信号;
　　3.个别时刻电价上涨100倍，激励新的发电(比如储能)与先进的用电方式。
　　必须指出的是，风电的优惠电价是政策手段，跟市场价格下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两个事情。逻辑上，可以二者同时接受，也可以都不接受，或者可以接受任意一个。结构变化带来的剧烈利益调整，不需要也无法“协调”(正当的利益是没法挑战的,也不应该挑战)，否则无法解释为何之前屡屡无法协调成功。
　　如果让火电占据了本不属于自己的更大市场份额，那么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每发一度电，就需要额外多消耗一度电的煤，这必然反映在终端的电力成本上。这意味着短期内(这个前提也很重要)，全社会的福利与资源损失。这种争夺，对于全社会而言是存在损失的，不应该成为政府仲裁、火电与风电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应该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全体电力用户”，从全社会的视角提出解决方案。进一步降低电力供应过剩、风电丰富地区的电价水平，是一项必须做的工作。这也可以在“显示偏好”上验证，到底煤炭的低谷调峰能力有多大(电价下降到何种程度，煤电就宁愿停机，而不愿意在序列里待着承担电价低于流动成本的损失了)。
　　需要改造“战场指挥官”型的电力规划范式——成为社会公共品
　　过去的电力规划，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方法论，甚至是语言范式与修辞。典型的就是对各种电源发展的抽象形容词界定(比如煤炭要优化、水电要大力、风电要积极、核电要安全)、对地区与能源品种的所谓“定位”(比如能源基地建设)，对给定需求的供给方案的安排(比如2020年需求多少是个“盘子”)与控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层面，就是各种能源项目的结构、布局、时序与基础设施保障等。
　　这种范式很像“战场指挥官”，所以也有“全国一盘棋”、“统筹”、“协调”一说。但是随着能源与电力行业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这种方式越来越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如果以行政强力实施，反而会极大的扭曲市场带来各种隐患，造成全社会福利的损失。
　　直观的，这种规划如果强调执行力与刚性，是可以解决风电与火电的这种冲突的。但是这种解决的方式无疑是自由量裁式的。对煤电基于“生存”问题的照顾与说辞，并没有考虑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生存问题的解决，通过民政部“分蛋糕”的方式更直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理论上也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