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今年1月美国能源部公布的官方数据，煤矿开采等传统能源行业为美国创造了不超过7.5万个就业岗位，而可再生能源行业（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燃料）目前在美国雇用的人数已达到65万，是前者的8倍。这一看似有力的数据，实则忽略了传统能源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美国传统能源的自动化程度较高，在一定的考核条件下，其就业带动作用强于可再生能源。此外，传统能源的发展经过数百年演变，已然成为一种经济生态。尽管这一生态面临逐渐恶化的风险，但依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人类最为有效、存在即合理的能源利用模式。即使可再生能源在短暂的时期获得迅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能源体系比重失衡。传统能源基于其强大的生存需要，要求调整失衡能源结构的呼声在所难免。
其次，特朗普撤销奥巴马时期能源政策令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特朗普撤销奥巴马时期的能源政策，中国或将因此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上获得更多战略空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以更自信的方式，参与到能源的全球化竞争及输出当中。但中国也可能因此面临美国抵制可再生能源进口的风险挑战。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与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明显不同：特朗普着眼于解决美国能源发展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以更保守更稳妥的方式发展各类能源。与奥马巴政府时期积极主动的能源贸易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或将构筑更加保守的、升级版的能源贸易壁垒，对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对外输出带来风险和挑战。
综合来看，美国能源政策变化对中国的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启示：打造合理的能源供给生态体系势在必行。例如，中国的电力改革意在打造市场化竞争机制，但不彻底的市场化竞争又有可能引发新旧能源势力的对抗，也可能加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就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及扶持政策而言，政府应当是扶上马，走一程，送一程。若想令可再生能源获得长足发展，政府不但要勇于“撒手”，还需拿出智慧平衡新旧能源利益集团间的利害关系，令其厘清各自应承担的能源供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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